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经不再熟悉我们这代人的童年生活了。然而，那些熟悉并经历过同时代童年的人或许依然会将他们的童年生活隐藏在某一个角落。他们只所以不说，是因为他们深刻，而我在此唾沫四溅，说堂皇点是原由心底的那份冲动，说直白点则是浅薄。
    我生长在一个空前解放的年代，那个年代因社会一切的规则被破除，我的童年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由地放飞。我不必为做不完的作业而焦头烂额，也不惧怕老师威严的目光。我尽情地释放自己，毫无顾忌地享受时光。

一、狗日的狗

     8岁时，我还流着黄鼻涕在县城的街头游荡。此时，我的许多同伴已经被迫进了学堂，去接受学习那些注定毫无用处的东西，忍受着知识的催残。
比起同伴在学校过着的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无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此，我成为了同伴眼中最羡慕的对象。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除外。
    至今，我仍然没能搞明白，当时我的干部父亲和教师母亲因为什么没把我强制送往学校，而是纵容我继续留在了一位我称之为黄妈妈的保姆身边。从客观理由上说，当时父亲在县城工作，有开不完的会议。时不时，这位追求了共产党一辈子而最终被共产党一脚踢在门外的农民的儿子还会被送往“五七干校”去学习学习，修理一番。而我那位读过大学的母亲则勤勤恳恳地在乡下的一所小学每天一脸天真地问那些和我一样流着黄鼻涕的孩子们：“一加一等于几呀？”
　  但这些似乎都不能成为我能逃避学校磨难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至今尚是个迷，迷底只有我那位现在已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整天和保姆斤斤计较的母亲知道。
　  我的街头游荡生活必须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的云湘兄，是他确定了我在街头的地位。
　  云湘兄比我大过四五岁，是县武装部长的儿子。在那个军管的时代，云湘兄的父亲很牛的。云湘兄当时已经进了学堂。但因为有个很牛的父亲，他当然可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随时进出教室和学校的大门。
　  不过，在我当时的眼中，云湘兄的父亲再牛也牛不过云湘兄身边那条狗。那条狗很高，比我当时的身高矮不了多少，据云湘说，那条叫着山虎的狗是条军犬，曾立过很多战功，解放后又帮助侦察员破过很多大案。“林副主席给它颁过奖。”每次谈到山虎，云湘的脸就会半仰着望向天边。而另一只没牵狗绳的手则不忘去提提裤子。云湘兄常年穿着条经过改过的军裤，那裤腰实在太大，老往下掉。
    有了这么一条狗，我和云湘兄还能怕谁？！走在大街上，别说和我们一样流着黄鼻涕的小屁眼，就是大人见了也得给我们让道，我们因狗而耀武扬威，无限风光。那狗特听云湘兄的指挥，街上人多时，云湘兄常常会突然将腿一伸，把脚上那只黄皮胶鞋踢出好几米远，狗见了，立马前腿收缩，两条后腿用力一蹬，在空中画出一道黄色的弧线，用嘴将云湘兄的胶鞋叼回来，摆好在云湘兄的脚下。高兴时狗甚至可以在腾空的时刻用嘴接住正在下坠之中的鞋。这一招，足以确定我们在县城的霸主地位。
    尽管我因狗而风光，但狗却不把我兄弟。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曾努力去讨好那条狗，事实上我的鞋也远没有云湘兄的鞋臭，但狗却从不帮我叼鞋，这成为我童年时期的一个很难弄懂的一件事情，直到几年后，云湘兄带着那条狗登上了“下乡”的卡车,我才突然明白：狗是只认自己的主人的，为了主人，它们当然是可以不知其臭的，这一点，无论它是卑微的土狗，还是高贵的军犬都是如此。
    狗日的狗呀！

二、乡间乐，不思署

    在我满9岁生日那天，保姆黄妈妈告诉我一个痛苦的消息，由于我的父亲去了干校，母亲在乡下不能回来，家里又没了肉票。因此，我的生日只能吃两个鸡蛋。
      这一消息对我打击实在太大，我已经两星期没吃肉了，好不容易盼到生日这个“艳阳天”，可还是不见肉。在短暂的沉默后我突然爆发，我不管，反正我要吃肉！
    黄妈妈左劝右哄，并许下了许多极具诱惑力的愿，但我本着多得不如现得的原则就是不让当。最后，黄妈妈想出一个方法，上街给我买回一碗肉丝面条，当我看到面上那少可怜的几条肉丝时，我的鼻子突然酸酸的，对着黄妈妈妈大声吼了起来：我不要你，我要妈妈！
    我的愤怒把黄妈妈气哭了（我的黄妈妈于1980年因肝癌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去世，她老人家带我整整十年。近段时间我常常会想起她，并为那天的举止而深深地自责。黄妈妈，多年以后，我会去天堂找你，我会叫你一声妈）那天中午，我在吃过那碗肉丝面后带上两个煮鸡蛋和黄妈妈一起去了乡下我母亲的学校。
    乡下的世界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感受，我很快成为了学校其他老师孩子们的领袖。其时，田园秧苗正绿，清水流淌。我走过几丘田后当即给几个小屁屁下达了“两个凡是”的命令。凡是田里流水口用泥塞住的，我们就扒开，凡是田里流水口放开的，我们就用泥塞上。在我和几个小屁屁的努力下，田里的水很快溢过田埂，形成了一道道小的瀑布，
    正当我乐观“瀑布”时，一只又大又黑的手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里提了起来。直将我拉到生产队队部的毛主席像前才放下。后来我才知道这只又大又黑的手是生产队长的手。
    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地地道的文盲，但并不妨碍我背毛主席语录，见了毛主席像，我竟然脱口而出：深挖洞，广积粮。接着我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你的指示进行革命大生产，但这个人不让，这个人是破坏革命大生产的反革命。谁知那位刚才还凶狠的汉子听到“反革命”三个字竟慌张地跪在了毛主席的像前，带着哭声申辩：怨枉呀，毛主席，我不是破坏，我是教他们怎么生产呀。
    据说，这位队长平常在队里说一不二，是位硬铮铮的汉子，没想到却被我的几句话吓得浑身发抖。面对这种连我都不会想到的效果，村民们或许不能理解，但却不得不对我表示敬意。从此，我在村里顺手摘条黄瓜什么的，村民是绝不会说话的。有些村民甚至在遇到难懂的事也会来问我。一天，我刚吃完中饭，几个老太太便跑来找我，说：“盒子里的人说要我们呷了饭就来，她怎么还不来呀。”我一听，差点笑滚到地上，原来，那时为配合学习毛主席语录，正实行村村通广播工程，在安装广播时每个广播都配有个开关，每次播音员在结束播音时都会提醒：此次播音到此结束，请把开关打下来。而老太太则 听成了：此次播音到此结束，请你呷了饭就来。
    由于村民过于友好，慢慢地我感觉到生活似乎少了挑战性。于是，我开始打起了学校主意。我发现，学校的黑板都挂在窗户上，而且为了防止黑板反光，老师们上课时都会一截木棍将黑板支起来。这一发现令我兴奋不已，少做策划，我便令几位小屁屁捡来几颗石头，然后躲到一个土堆后面，用石头对准黑板用力一击。黑板向前一跃，支撑黑板的木棍自然坠落，黑板便噼叭噼叭地敲打着窗户，响过不停。等老师走出教室，早就没了我们的身影。
    当晚，我遭到母亲严厉地审问，我一脸委屈，只恨自己挤不出几滴猫尿来，总算蒙混过关。但在第二天早上，我的劣迹还是被败露。原来，一位参与此事的小屁屁在遭受其父的两记耳光后当了“王连举”。造成了我被直接拎进了四年级教室。一脸蠢笑地接受着老师们天花乱坠般的胡言。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县城，直接到小学五年级报了名。不健全的小学教育在后来的日子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时值今日，除了几年前治牙痛牙医教会了我读“0”外，其它的拚音字母对我来说都是怪异而抽象的符号。

三、考场上的声东击西之策

       1973年，那位留着一个准板寸头，吸着熊猫牌香烟，在江西某个军工厂里做钳工的矮个子老头回到了北京。
    当然，有关矮个子老头的一些事情我是在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所知道的只是上演了一部叫园丁之歌的电影。就我而言，那部电影远没有渡江侦察记那么精彩、刺激。即使是电影中的那句经典台词“多栽花，少栽刺”当时也没引起我的注意，还是在后来的批判中才记住的。但电影却引起了大人们的关注，我母亲为看这部电影专门从乡下赶了回来，她连看了两场，在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我母亲走路竟然也会像小女孩一样脚底安装弹簧一跳一跳的，脸上还带着两块兴奋的红晕，好像有了第二次爱情。
    与母亲一样兴奋的还有我的父亲。这个十几岁穿着一双笋壳草鞋从山冲里走向城市的农民的儿子在看过园丁之歌之后竟然将中山装的每一粒纽扣都扣得了整整齐齐。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个不太好的信号，历史的经验告诉了我，我的父亲母亲高兴了，也就会来“关心”我了。
    果不其然，在母亲即将回乡下的前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和母亲找我谈了一次话，主题就是要学好文化。
    面对父母的谈话，我当然会很不以为然，文化都被革了命，我去学僵尸呀。我的不屑没能逃过母亲的眼睛，母亲向父亲递过一个眼神，父亲便从床底拉出一个破旧的箱子。母亲打开箱子对我说：你可以在学校考零分，但不能不看这些书。我伸头往箱子一看，天啊，一箱子的书本本都有砖头那么厚。随便拎上一本，往小屁屁的头上一啪，绝对达到痒癫风发作的效果，口吐白沫。但冷静一想，还是送到废品店比较好，因为书能换回钱买冰棒，而砖头是换不回钱的。
    父母显然没有觉察到我的思想深度。母亲还拿出一本辞海，说，不懂的就到这上面去查（多年后，我从一个没有雪花的城市回家过年，谈及此事，母亲说，那些书都是前苏联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她根本没希望我能有多少造化，只希望我能通过前苏联文学这一走廊去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大，去学会思想）
    其时，我正面临着小学升初中，学堂里也开始有了小小变化，我的一些同学在上课时不再热衷于用弹弓去射击黑板了，而是假模假样地盯着书本。老师的目光也显得严厉起来，说是要抓学习质量。当然，对于学习质量这一提法我是蔑视的，因为提高学习质量也就意味着降低我的“生活”质量。
    就在我小学快毕业时，传来了要通过考试升初中的消息。我没想到，一向温和的臭老九们竟然也玩起了真功夫。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意味着学堂生活即将结束，而结束学堂生活则意味着孤单，招工，不到年龄，同伴，又都去了学堂。因此，我决定“努力”一把，考上初中。
    经过几天周密的思考，在临近考试的前一晚，我把一位同样考试升学无望的同学叫了出来，如此这般一番。达成了默契。
    升学考试如期而来，试卷发下来后，胸有成竹的我并不急于作题，而是左顾右盼。大约十几分钟后，我突然来了一个很标准的学堂式举手，然后又将手指向前一天晚上面授过的同学“老师，他在抄书。”我的那位同学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夸张地提高声度：“我没有，是她在抄！”。他将手指向了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哭。不出所料，女同学被突然出现的一切惊呆了，几秒钟后，清醒过来的女同学便哇哇地直哭起来，她的哭声引起了全班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考场秩序大乱。趁着混乱，我赶快叭到了桌子底下，对着课本，不慌不忙地开始填写考题。
     那次考试，我语文、数学都超过了80分，顺利地进入了初中。我的父亲在拿到成绩单时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赞不绝口，从此刮目相看。（待续）

四、那个想改造我的作家说他输了


    进入初中后，社会似乎有了些细微的变化，学校成为了这种变化的敏感区域之一。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就读的中学，老师在讲课时语调也开始变得抑扬顿挫起来。
    　我极不适应这种正规教育，在45分钟的课堂上，我像只霜打的茄子，只有熬到10分钟的课余时间才能给我带来快乐，像一位狱中的犯人，渴望放风。
　　当然，我更企盼星期天和假期的到来。
　　一如既往的生活因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出现而改变。那天，我照样拿着一分钱硬币走到院门口那位卖冰棍的摊前，照样在老太太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将一分钱的硬币丢在了老太太装满硬币的盒子里，然后对她说：来支带豆的！老太太在递给我冰棍后再很自觉地又找回我一分钱（当时的绿豆冰棍4分钱一支）。
    正当我得意洋洋吸着冰棍往回走时，我被我家的新邻居叫住了，显然，他已经识破我那屡试屡爽的诡计。
    我家的新邻居就是作家黄振国先生，在我读五年级时，语文课本上的一篇“一件破棉袄”的课文正是出于他的手（这也是他的最后一篇作品，几年后，这位作家突然跳进县城郊区的一座水库，被一位好心的农民从水中捞起后，从此搁笔不再泼墨，成为了一位出色的家庭厨师，直到现在）。
    黄振国先生将我带到了他的家，却不提我骗老太太的事，而是和我谈起了他儿时的一些趣事，然后又拿给我一本书，说，他们玩得比你精彩多了。
那是一本前苏联的儿童小说，书名叫勇敢者的道路。书中写了四位前苏联儿童在署假期间怎么调皮捣蛋，怎么自制联系电话，又怎么一起外出探险的故事，相当吸引人。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我在读完小说后很受启发，第二天，约了三位同学逃学，决定步行去临县的一个飞机场看飞机。出发前，我们每个人还按小说中的名字改了称呼。我们沿着县境公路出发，当晚深夜，我们尚未走出本县境界时，便在饥寒交迫中被派出所民警的三轮摩托车追上并带回。看飞机的梦也因此破灭。
    黄振国先生在得知我们出逃一事后，再次把我叫到他的家中，他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大，要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靠行走是达不到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书本去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黄振国先生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此，我在玩耍的同时也开始读起了小说。
    多说几句童年生活之外的话：大约是10年前，在我回家探亲的一个晚上，因为下雪，我躺在床上睡不觉，于是打电话给黄振国先生，约他去邵阳喝酒。当时，60有余的黄振国先生不顾家人的阻拦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我俩乘的士到邵阳市后，找了一间露天的夜宵档一边围着火炉喝酒，一边看着漫天的雪将城市污秽的街道慢慢变白，直到整个城市洁白晶莹起来。
    其间，我见夜宵档的酒瓶开瓶器很漂亮，就偷偷拿起装进了口袋。黄振国先生见了呵呵地笑，说，从小你就有股破坏力，曾经我想让你的破坏力变成创造力，但我输了。
    那晚，我们一直喝到天亮。我没去问他当年他在自杀未遂后为何不再提笔。因为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已生活在境界之中的智者。
    生活，不就是品尝嘛？

五、沙龙里面混吃喝



    那时，晚上才是我们最为快乐的时光。因为在夜幕的掩盖下，我们实在可以干太多的事了。

我们可以用弹弓去打街上的路灯，我们可以去公厕门口拉上一跟绳子，让那些内急的人鱼跃入厕。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武装部的仓库偷子弹壳，可以让办公室的玻璃变成废品……

但突然有一个晚上，我被黄振国先生的房间吸引了。当然，最初吸引我的并不是那房间里的人，而是那房间里的食物。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每隔一段时间，黄振国先生的家里就会聚集着一些人。每当这些人来时，黄振国先生或会摆上些瓜子、花生，或是几盘水果，运气好时，桌上甚至会出现卤猪耳朵之类的肉类。他们围坐在桌前，就着桌上的食物，饮酒阔论，一直到深夜。

在发现这一秘密后，我就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终于有一天，机会出现了。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我发现几个人走进了黄振国先生的家门。十几分钟后，我推开了黄振国先生的家门，说：黄叔叔，能借本书看嘛？

黄振国先生显得十分高兴，急忙进里屋帮我找书。可当他拿着书来到外屋时，却发现我的眼睛在盯着桌上食物。于是，黄振国先生微微一笑：时候还早，你坐坐吧。

我立马在离桌子最近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晚，桌上摆着鱼皮花生和几片黄瓜。对于黄瓜我不感兴趣，那玩意郊区农民的菜地里多的是，但鱼皮花生却很吸引我，是我最爱而又必须花钱去商店买的东西。

尽管我极力装得对他们的谈话很有兴趣，但耳朵基本上已失去了功能。几分钟后，我见坐在我对面的人微微一笑，于是，我急忙夸张地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快速地将手伸进了装着鱼皮花生的盘子。

我的哈哈大笑搞得整个屋子里的人都莫名其妙，待他们发现我手中的鱼皮花生时才反应过来，于是，集体爆发出更有威力的笑声……

那次以后，他们一有聚会，黄振国先生就会叫我。我也就弄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在学着外国人搞什么沙龙。那时，常来沙龙的有后来的湖南省作协主席谭谈，当然，其时的谭谈还写不出《山道弯弯》，只好在那座煤矿挖煤。他离我们那里比较远，每次来沙龙必须下午就从单位动身，幸好那时的肖育轩也常来沙龙，他俩可常结伴而行。

鲁之骆也是常来沙龙的作家之一，只是那段时期他比较郁闷，他创作的反映三线铁路建设的长篇小说《路》怎么也变不成铅字。黄振国先生还带我去过一趟李岸的家，那位颇受刘绍棠、丛维熙赞颂，因小说《戒子》而打成右派的李岸整日坐在邵阳南门口的家中，足不出户。即使是黄振国先生的来访，他也说话很少。

去他们的沙龙多了，慢慢地我不再专注于桌上的食品，对他们的谈话和争论也有了兴趣。于是，我夜间外出的“作恶”也少了，更多的时候则捧着一部砖头厚的小说，人模狗样地充起了读书人。（未完，待续）

六、“铁姑娘”那发达的胸
　　
　　那段后来被称之为“教育回潮”的日子持续得并不久，大约到了1974年，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在刚刚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走资派还在走！《园丁之歌》也因此而遭受批判。
　　
　　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再次点燃了我们心中的那份燥动，我们激情昂扬，口诛笔伐，尽情地渲泻青春期间过剩的精力。
　　
　　其间，远在北方的辽宁省先后出现了两位引起全国民众高度关注的人物。一位是张铁生，据说是一位下乡知青。他在进入大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公然向资产阶级的“教育回潮”提出挑战。一位则是与我们当时年龄相仿的黄帅。她愤笔写下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接好班，埋藏敌修反！”的“反潮流”诗篇，闻名全国。
　　
　　新的形势使我们重新变回了一只快乐的鸟。就在我尽情享受重获自由、快乐的时刻，在学校的大门口，出现了一张5位女同学联名书写的红色大字报。大字报表示，她们5位同学为接好革命班，决定滚他一身泥，晒黑一层皮，炼红一颗心，成立“铁姑娘”队。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包括当时的邵阳市革命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关注。有关方面专门划出了一座石山给她们放炮，同时为她们配备了铁锤、钢钎等作业工具，并从县人民医院抽调了一名女医生参加了“铁姑娘”队，负责救护工作。从此，我那5位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学每天扛着铁锤、钢钎迎着朝阳出发，披着夜幕而归。她们在山上打炮眼，放炮，开地。
　　
　　尽管“铁姑娘”队开出的是几块毫无用处的土地，但“学工、学农”却成为了当时学校的一种时尚。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也在“强制”的情况下每天进入校办工厂劳动。“快乐的鸟”从一个笼子逃离，却又被抓进另一个笼子。
　　
　　这年年底，传说西哈努克亲王要来邵阳，又传说“铁姑娘”队一位队员打炮眼时一口气能连打50锤。于是，“铁姑娘”打炮眼被选定为西哈努克来邵阳的表演项目。为确保表演成功，有关方面决定先来一次预演。
　　
　　为给“铁姑娘”队鼓劲，那天，我们全校师生敲锣打鼓上了山。在一遍欢呼声中，那位一口气能连打50铁锤的队员满脸神圣地登场了。几个月不见，她的脸黑了，皮糙了，当然，变化最大的是她的胸脯，她们的胸部就好像塞进了两只像吹足了气的气球，变得胀鼓鼓的。
　　
　　可能是紧张的缘故，就在她准备高高抡起铁锤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锤柄挂着了她的衣服，卟卟几声，她外套的扣子脱落在地上，露出了里面薄薄的背心，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薄背心掩盖下的姑娘的胸脯。
　　
　　老师见状立即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她送上，但她拒绝了，她晒黑了的脸透出一种健康的红，她将外衣脱下丢到了地下，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然后将铁锤轮圆了稳稳地打在了钢钎上。她真的一口气打完了50锤。
　　
　　当晚，县城的广播里播出了一篇新闻稿，标题叫着美与丑。
　　
　　（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我在一家工厂上夜班，因为无聊，便于找到一张报纸来读。报纸上用大篇幅报道了一则黄帅考上了大学的消息。那篇报道记者详细描写了黄帅如何肃清“四人帮”流毒，如何在觉醒后发奋学习文化知识。我看过那篇报道后，只有淡淡地一笑。其实，并非是这些人需要政治，而是政治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当年的黄帅要埋藏敌修反也好，后来的黄帅考上大学也罢，均是如此）

七、“铁梅”送我“红宝书”
   
    那年，西哈努克亲王最终没来邵阳。“铁姑娘”队也因此错失了在外国人面前表演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最终没能走出国门。但这丝毫不影响“铁姑娘”队的声誉远播，自那篇《美与丑》的广播通讯播出后，又有报纸的记者跟随而来，有关方面也安排“铁姑娘”队外出演讲。


    就在“铁姑娘”队外出风光的时候，学校的一些女同学又在开始组织一些新的队伍，一时间“三八团”、“琼花连”、“铁梅班”、“珂湘旅”等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校园（要命呀，幸亏那时我们都是一群不懂历史的文盲中学生，要不，什么木兰军、穆桂英营呀什么的都会出生）


    我劳动了几个月的校印刷厂很快被“铁梅班”接管，而“铁梅班”的班长竟然就是和我同住一个院子的小姑娘。一年前，这位小姑娘的橡皮筋还屡屡被我剪断，每次，她的橡皮筋在被剪断时就知道偷偷地哭，而现在她却可以在印刷厂发号施令起来，真是“换了人间”，晕！


    更令我无法忍受地是当时的“铁梅班”竟然和“琼花连”较上了劲，要一比高低。而此时的我又刚好在爱上小说的同时又爱上了街上的大字报（大字报作为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产物至今令许多人不耻，但公正地说，大字报对我受益匪浅。许多大字报不但形式多样，逻辑严密，而且很有文采）他们的较劲，将直接增加我们的劳动强度，延长我们的劳动时间。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开始给“铁梅”找麻烦。比如，偷偷地在纸张的下面抹点油墨，造成她们在搬纸张时手滑。比如，偷偷弄断车间的保险丝，造成停电的假象。可这些都不管用。纸张有油墨，“铁梅”会带头咬牙搬运，保险丝断了，“铁梅”也会很快查出来并修好。在这些破坏屡不见效的情况我只好打起缝纫机的主意。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将印刷好的作业本页码用缝纫装订成册。于是，我的缝纫机开始不停地出故障，不是针头断了，就是皮带脱了。


    一天下午，“铁梅”来到缝纫机前，从包里掏出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说，送给你的，好好学学。我对毛泽东选集不感兴趣，家里都有好几套了。但我对她的包发生了兴趣。那是一个真正的军用黄背包，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色的大字。我说，你把包也送给我！她说，包不行，我就一个。于是，我伸手去抢。我俩互相的拉扯引来了其他同学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听到笑声，“铁梅”羞红着脸跑出车间。


    两年后，“铁梅”通过关系被招收为女兵入伍。临行前，我到武装部去找她，当时她正穿着一身及不合身的新军服在练正步走，样子极为滑稽。我说，你有新军用背包了，那个旧的要送给我。她哭丧着脸告诉我，旧的被她哥哥拿走了。我听了很恼火，她见了我的样子便说，到了部队给你寄个新的来。我说，那得加个军帽。她点头答应了我。



几个月后，我在好不容易从她家得到她部队的地址后一连给她去了五封信，索要背包和军帽。但我的去信都如沉大海。直到三年后，她复员时，给我带回当年想要的两件东西还加送了一套军服。但此时的我，对这些已经失去了兴趣。

八、红旗插到了龙山腰


   就在各种女生组织疯狂比拚的时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经验在全国开始推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决不要资产阶段的苗”。“要做社会主义的小闯将，不做资产阶级的小绵羊”成为了教育界叫得最为响亮的口号。

        开门办学之风在全国迅速掀起。


    我们学校在校“工宣队”和学校领导共同研究，报县革委会批准后，一项重大的开门办学方案出台。将初中部整合成三个班，一个留校班，主要负责学校的校办企业。一个永兴班，以插队的形式住入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永兴大队农民家中学农。还有一个就是龙山班。主要是学工。

       学校的决策大大地刺激了我神经的兴奋，真有种春风送暖的感觉。老实说，整天在印刷厂踩着缝纫机我太需要这种无产阶级的教育了。经过激烈竞争，我被批准成员龙山班的学员。

       1975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早。3月15日，天气已经显得有点炎热。我们都脱掉了棉袄，只穿一件衬衣（这个季节在我们哪里穿衬衣十分罕见）等待着开赴新的学习地。


    欢送仪式显得十分隆重。县革委会主任亲自为我们龙山班和永兴班授了班旗。80名从小学部选出的系着红领巾的漂亮小妹妹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在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中，六辆大卡车徐徐地开出校门（四辆装人，两装有永兴班的劳动工具和我们龙山班的被子等生活用品）


    那一天，县城所有的机关单位包括商场都停止工作一天，干部、职工及居民被组织到街道的两边，手持彩旗或红花欢送我们出城。我们的车队在慢慢驶完县城每一条可行驶车辆的街道后才开始提速，将家人的眼泪和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抛向了身后。
  
       在一路欢笑一路歌中，卡车开始进入黄泥山路。我乘坐的是第一辆车，往身后一看，车队的尾部卷起的是一条滚滚黄龙，极为壮观，使我想起了电影里看到了战争年代场面。于是，歌声更为激情，口号声也更为响亮。

       下午5时左右，车辆停在了一个叫莫家冲的小村边。我们被通知下了车。路边却早有等待的矿山和林场职工排队在公路两侧欢迎。此时，已筋疲力尽我们才得知，这座有着省办国营锑金矿和大型国营林场的龙山还没完全修通公路。要达到目的地，我们还必须爬四公里的山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策，看来，这个龙山班并不是自己想像中那么好玩的。


  短暂的欢迎仪式后，我们开始爬山。四公里的山路，我们用了3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已是晚上8点多钟。在矿山、林场领导和学校老师的主持下，那面印有酿溪学校龙山班的红旗冉冉升起在一根新立起的树杆上，迎着山里的夜风招展。

九、逃离龙山
    我们被安排在林场住宿，睡的是地上打的大通铺。由于林场职工大多都有家庭，场部的食堂处于半关闭状态。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吃饭问题，因此，我们吃饭被安排在一公里外的老矿区食堂。


  到达龙山的第5天，天气突然转凉。那晚深夜，我们被窗外噼哩叭啦的响声吵醒，整个龙山好像被鞭炮在燃烧。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谁也不敢出被窝去看一眼，因为外面实在太冷。


  这种响声一直持续到天亮。天亮后，我迫不及待地爬到窗台往外一看，天啊，我被窗外的场景惊呆了。无边无际的竹海晶莹剔透，山风吹过，竹海发出一阵涛声，一浪接着一浪地向我眼中涌来……在竹子弯腰的那一瞬间，裹在竹子身体上的冰块在力的作用下纷纷爆裂，带着噼哩叭啦的爆声飞向天空。


  大自然的神奇和力量使我目瞪口呆！


  鬼使神差，当天上午，我竟然在地铺上写成一篇《竹海观涛》的文章。下午，语文老师在看过我的《竹海观涛》后，立即与矿山取得联系，在得知当晚有车进县城时，语文老师当即下山，赶到莫家冲亲手将我的《竹海观涛》交到了司机手中。


  第二天，《竹海观涛》在县广播站播出，几天后，市、省广播电台也相继播出。而我在收到稿费的同时，还得到了学校5元钱的奖励。我高兴得不得了，唯一遗憾的是山上没有饮食店，不然我一定要吃它5碗肉丝面。


  那场冰冻持续了好几天，冰冻过后，又是一场大雪。由于通往老矿区的山路坡度很陡，给我们打饭增加了许多难度。我开始打起了乔乔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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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是当时我们学校特招的5位学生之一，来自县城郊区。用当时我们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乔乔没有豆腐票。没豆腐票的乔乔因三件事在学校名声大振：一是乔乔不但肩能挑，手能提，而且站在很远的地方，乔乔也一眼就能看出地里种的是麦子还是韭菜。但乔乔执意要加入“开门办学”的行列（这一疑惑在多年后乔乔自己做了解答：说白了，我老头子是看中了当时每月9元钱的生活补贴，而我看中的是工厂肯定要比家里吃得好）。二是乔乔为达到“开门办学”的目的，给学校领导写了张“农民的孩子要学工”的大字报，大字报竟然是用三字经的格式写的。三是乔乔来龙山比别人多带了一项东西，一把二胡，我们都称其为尿勺。那时，学校给我们班配置的只有一部手风琴。在那段冰雪交加的日夜，手风琴和乔乔的尿勺声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把乔乔叫到跟前，拿出两张餐票给乔乔，说：你帮我带一份饭下来，剩下的一张餐票给你。乔乔欣喜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然而，我和乔乔的交易很快被别的同学所知道，许多同学开始效仿。于是，乔乔打饭从双手端到用袋提，最后发展到用肩挑。终于有一天，乔乔在挑着一担饭菜下坡时，不小心滑倒，两个铁桶滚到了山脚下。


  大约一个月后，大雪开始融化。此时，我特别想念在县城的日子，特别想家。于是约了另外两名同学下莫家冲，说是去看看有没家里寄来的东西。


  到了莫家冲，见有辆卡车正要发动，我们三位交换眼色后便迅速地爬上了那辆卡车，卧倒在车厢的底板上。向山外逃离。
老枪 最后编辑于 2008-10-03 11:31:53

十、我被带上批判台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人叫醒，睁眼一看，一位穿着白色制服的派出所民警站在我的床前。我意识到，我们的逃亡之旅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直接的受益也只是昨天晚上的这一觉了。因此，我很想再睡一会，也很怀念昨天在卡车上被大风吹落的那顶绵军帽。
  
       等我和那位民警赶到学校，我的另外两同伙已经低着头坐在了学校的办公室。在他们的对面，有公安民警、学校领导、学校工宣队领导以及教育局局长和一些不认识的人。


    工宣队长首先向我们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破坏开门办学。我说，我没破坏“开门办学”，我们爬到车上只是想玩玩，但没想到车就开了。我的回答显然不具说服力。在遭到工宣队长的驳斥后，我的另一位同伙解释：我们担心龙山有第二次寒潮来，想到同学们带的衣服不够，见刚好有车，所以想下来给同学们带点衣服上去。见没人打断他，我的那位同伙则得意忘形地尽情发挥起来：要做无产阶级接班人，首先要有好的身体……


    要命的是我此时刚好看见了同伙那张真诚和高尚的脸，于是忍不住“噗”地一声笑了起来。这声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工宣队长啪案而起：就这么定了，开除学籍，原因是破坏“开门办学”。


    工宣队长离去后，教育局长说：先送他们回龙山，如何处理，征求一下矿山领导和林场领导的意见。

         当天，我们被送回龙山。
  
        一天后，我们得到通知，写一份深刻地检查，到批判大会上宣读。此时,我们三人到有了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在再次谋划逃跑未果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谋划批判会。于是，当晚我被分配写检讨，那位有着真诚和高尚脸庞的同伙负责读检讨。我将检讨书写得很长，整整一本作业本。当然，里面除大段地引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和流行的口号外，自己的文字并不多。


    第二天，批判大会如期举行，主席台上除了那天坐在学校办公室的领导外，矿山和林场的领导也在主席台就坐。在工宣队长的一声吼叫中，我们三人被林场的民兵带上了批判台。
  
       我站在批判台上往下一看，脚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这批判会的场面也太大了，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外，龙山学校的师生、矿山职工、林场职工都来参加了批判会，人头黑压压的。

       我的那位同伙显然也被那阵势吓坏了，哆嗦着开始念检讨稿。直到念到第三页，同伙才想起应该将“核心力量”念成“该心力量”，最为精彩地是读到转页时,我那位同伙都会认真大声地念出：“翻页”，然后用手指放进嘴里沾点唾沫，翻过一面后再接着读下一页的内容。

       同伙的表演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批判大会现场笑声一片，气氛活跃。我拚命控制脸上的肌肉，使其成为痛苦不堪的模样。大约20来分钟后，工宣队长终于忍不住了：检讨就读到这，会后交上来！我们3人如获大郝，不用民兵带便跑下了台，快乐地淹没于参会的人群中。看着那些早被安排好的同学与职工争相上台，或痛心疾首，或义愤填膺地对我们的错误进行批判。
  
       批判大会后，工宣队长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决定，考虑到我们年龄太小，且检讨深刻，将继续留在龙山班接受工人的再教育。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位驾驶卡车的司机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处理，被发配到采矿区开矿车。

       后来听说，那次我们所以能轻松过关，完全是矿山党委书记与工宣队长据理力争的结果。那位矿党委书记最充足的理由就是省、市广播电台刚刚播出过我的《竹海观涛》，并且在播出的时候还加了编者按。因此，必须保护好这一典型。

老枪同志小时候怎有这么多鬼点子？showi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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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挺好的。
黄妈妈那段尤其感人。

乡间乐,乐在童年..遥想当年,,多少趣事,多少快乐,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忘怀..

欢迎楼上的新朋友。
既然是老老夫子，一定有许多典故。
欢迎老老夫子来给我们讲讲你的典故。showicon:Z

估计，老枪在以前是个喜欢文字的“痞子”showicon:D 好“文斗”，所以经常去作弄人
不过也可能是大家在读书的时候，老枪无所事事，所以就乐意找点乐子来，^_^
俺以为，老枪那个年代的童年比我们精彩，因为时代的特殊，俺也深信，我们的童年比现在小屁孩要幸福，因为我们还能撅着屁股和泥巴，修城堡，抓蛤蟆和蝗虫，还能玩过家家，哈哈

急切地等楼主更新~
发现越来越爱这老枪写的东东了，一发不可收拾那种~

期待楼主更新，好贴。顶

老枪同志那一代人有自己的不幸——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成长后，面对的却是一个刚从混乱中挣扎着站起来的世界，心理上的落差很大哦；也有自己的幸运——那个时代，给了他们一生都享用不尽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随处可以遇见那些因为“运动”而散落民间的真正的真实的人，这些人给他们的影响，或许会伴随他们的一生。